2025年印巴之间歼-10CE vs 阵风之战具有里程碑意义： 首次中国四代机完胜西方四代机。当歼10CE以惊艳的战绩呈现于世人面前时，我们可以回望歼10的前代机歼9项目研制的曲折历程，从中可以悟到些高风险项目推进管理的智慧。

一、歼9研制背景：

1963-1967年，美国黑鸟SR-71侦察机以技术代际碾压的优势幽灵般地几十次侵入中国领空（尤其敏感的是罗布泊核试验基地）进行空中侦察，已有的防空体系（高炮+歼7+导弹）对SR-71拦截成功率趋近于零，关键在于歼7战机对于SR-71在速度追不上、在高度够不着（参见表1），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国土防空危机。迫使中国启动“双高截击机”计划。

二、立项

歼9战机的立项日期为1965年3月20日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六研究院（航空研究院） 正式批准启动。

歼8战机的正式立项时间为1965年5月17日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委批准。形成 “高低搭配”研发组合战略。

1965年正式立项时，中央军委下达死命令：研制一款实现 “双28（即升限28千米，速度2.8马赫）” 高性能的截击机。

而歼8则采用稳妥方案——歼7的扩大版加配双发动机。

三、研制过程

在歼9研制的16年间，在国土防空要求和现实可能之间不断进地行权衡，经历多次重大指标和方案调整:

阶段1：理想起点（1964-1965）——提出“双28”雄心。

阶段2：首次指标妥协（1966-1967）——降为“双26（即升限26千米，速度2.6马赫）”。

阶段3：方案分裂（1968-1970）——单发vs双发路线之争，产生了平行竞争性的研发路线。

阶段4：再次指标妥协（1971-1975）——降为“双25（即升限25千米，速度2.5马赫）”

最终结局：1980年因实现技术指标的技术跨度过大、进度严重滞后，决定终止研制，成为“未完成的蓝图”。

四、战术失败背后的战略收益——次优成果的价值

从常规项目管理的观点来看：歼9未能实现项目目标，项目可以算是失败了，但是从战略上看却是另外一番风景：

1. 技术遗产：提供了诸多航空工业的“造血干细胞”

据航空工业集团评估，歼9产生的427项专利中，243项复用于后续机型，例如：

2. 催生人才网络：培养出一批创新火种的传递者

成都611所通过歼9项目培养出宋文骢（歼-10总师）、杨伟（歼-20总师）等核心团队。

3. 推动项目管理改进

在歼9研制中，形成了首个航空系统集成攻关模式，打破苏联式专业割裂架构。

歼9的曲折迫使决策层放弃“一步登天”，转向 “小步快跑”策略。“歼9证明我们需先解决‘有无’，再追求‘高低’。”（航空专家顾诵芬访谈录）。

技术研发与产品研发分离的观点开始被决策管理部门接受。

五、歼8/歼9组合——风险平衡的经典范式

聂荣臻元帅批示原文：“两条腿走路，一条求稳保战斗力，一条探路谋未来。”（1965年国防科委文件）。这正是组合管理战略平衡风险的精妙之处，具体体现在同步组合立项的顶层设计上。

1、歼8（沈阳601所）：基于歼7改进，目标马赫2.2/升限2万米，主打技术稳妥；

2、歼9（成都611所）：瞄准前沿技术，承担创新风险。两者组合产生组合效益。

歼9的“失败”与歼8的“成功”，共同构成中国航空崛起的双螺旋：歼9如同烧毁的火箭助推器，以自我牺牲将载荷送入更高轨道。

1970年代：当歼9遭遇发动机瓶颈时，将部分成果（如进气道设计）转移至歼8Ⅱ，使其提前3年定型；

1980年：歼9终止后，成都团队携气动数据加入歼-10预研，加速三代机突破。

当今天歼-20以2.8马赫巡航天际时，它的身影中依然折射着1964年那份双28蓝图——这或许是对歼9最深刻的致敬！

6.历史镜鉴：高风险创新的管理启示

1. 要容忍“有价值的失败”

歼9投入的3.2亿经费（1970年代价），虽然项目失败，但产生超百亿衍生价值，这说明：战略创新需计算“体系收益”，而非单一项目成败。对预研项目看重的是战略杠杆能力，而不是近期收益。

2. 组合管理的黄金法则

风险对冲：高/低风险项目配比建议 3:7（参考DARPA模式）；

动态联通：建立跨项目技术迁移通道（如歼9雷达及时转移到霹雳4导弹）；

退出机制：设定清晰止损点（歼9在6次指标变更后终止）。

3. 次优成果的哲学

歼9虽未实现双28目标，但其技术成果推动中国航空工业跨越两大代际（歼10、歼20）。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——80%的突破+20%的妥协优于100%的保守战略。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 “高风险环境下次优即最优” 的辩证关系。